不才也尝试着回答一下这几个问题。

1）德国为何能在两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又重新崛起？
一战前的德国崛起非常迅速，在俾斯麦的纵横捭阖下，不但完成了统一，还从一个诗人、哲学家的德国迅速转变为科学家、工程师的德国，并且基本完成了工业革命。俾斯麦最大的失败在于他无法完成对于阶级、体制、政治制度等等一系列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性问题的改造，当然这不是俾斯麦的错，也许换了任何人都不行。但是正是由于此，一旦老皇帝去世新皇威廉即位并且大量启用新人之后，德国迅速崛起的许多隐性问题就不可避免的暴露出来，并且在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最终因为一个偶然事件而促成了一次大战。
一次大战之后的德国因为战争和战后战胜国的惩罚而更加陷入经济上的泥潭，但是除此之外其实二战前的德国和一战前的德国并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日耳曼的荣光仍然缠绕在人民心中没有散去，反而因为遭到战争惩罚使得其民族情绪更加高昂；工业基础和科学研究在战争的促进下只进不退（二战开战初期德国的飞机和坦克都处于领先地位），由于战败，其在军事科学、战争战术方面的认识反而更加深刻，大大领先于同时代的英法等国（法国对于一战的认识就是筑垒，英国更加是依仗天险海峡）。
在本身实力并没有严重削弱的情况下，有着一群民族主义高昂的国民，有着坚实的工业基础和强悍的研发能力，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再加上一群猪队友（尤其是英格兰这根搅屎棍），根本扛不住元首带着他的第三帝国崛起。经济上的泥潭可以通过对外战争解决，国民对于政府的不满可以通过对外战争解决，民族冲突、军事劣势……总之全都可以通过对外战争解决。所以，一战后的德国，其崛起完全是被战胜国惯出来的。
二战以后的德国，更准确的说是西德，一方面是同盟国吸取了一战后的教训，另一方面是由于处于两大阵营对垒的最前线。战胜国不但没有对德国进行惩罚，反而大大扶持了德国的发展。在一个本身有良好的工业基础，有深厚的科学传统，还有两次痛彻心扉的历史经验的国家，给它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良好的投资环境，还有什么发展不起来的呢？

2）日本为何在二战后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毋庸多说，参照德国就可以了，日本的工业基础不比德国差多少，日本的人民也经过了上百年的良好教育，唯一不同的是日本的命脉一直控制在美爹手里，要他生就生要他死就死。

3）中国在辛亥革命之后，为何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局面？
中国的军阀混战不是辛亥革命之后产生的，中国的地方权力自从晚清之后就已经脱离了中央的控制，根子上就是由于太平天国。中央无论是财力还是军力都无法对抗太平天国，最终不得不放权地方。曾国藩的湘军，人事权，财政权，都是一把抓的，没有这些权利，天纵奇才也不能自己去扛蒸蒸日上的太平天国。地方利益一旦放开，想要收回就不容易了，后来的刺马案，也就是《投名状》讲的那个故事，就是明证。
如果说曾国藩那个时候的清朝还有一线生机，那么辛亥革命之前的晚清已经是死得不能再死了，这样的中央政府对于地方又能有什么控制力？到孙中山起来的时候，革命军相信的全是美国那一派，几十上百人就敢搞起义，他们又拿什么跟各个已经坐大的地方势力去拼？另外，很多地方势力背后都是有列强支持的，比如苏俄的外蒙，英国的西藏。说到这，你还是不得不感叹：枪杆子里出政权。

4）1945年的共产党是民主派，为何却最终成为威权政府？
对于我党的历史我真不了解，共产党什么时候“民主派”过？又什么时候威权了？威权不是国外的说法么？我一直认为我们国家是中央集权，为什么是中央集权参照上一个问题不就好了么

5）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为何中国的科技水平与世界的差距如此之大？
这个问题就不对，中国的科技水平与世界差距一直就很大，跟改革开放有5毛钱关系？倒是跟三年十年什么的有关系，我们自己是瞎折腾了，但是我们绝不是毫无来由的瞎折腾。如果我们能有日本德国那样的国际环境，我们还瞎折腾么？苏联援建的项目搞到一半就下马，好不容易在沿海布局好了，说搬就搬全部搬到大山里头去了，那年头哪有什么公路啊，搬大山里头也不怕不好往外运 本来就没有什么外汇还要长期偿还各种外债。上山下乡，知青返城，62，物价闯关，国企倒闭，下岗潮，所有的这一切难道真的都是我们吃饱没事干瞎折腾么？折腾了这么多年，还怎么搞科技？搞科技都是大把大把的撒钱啊。

6）究竟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民主？
我生活在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连国门都没出过，我哪知道社么民主自由的空气是什么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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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伪圣洁 金币 +6 回复认真，鼓励！ 2014-11-2 22:54

引用:

原帖由 paradox_char 于 2014-11-2 11:10 发表
4
抛开民主，我们来总结一下目前主要发达国家的国民特性，它不一定真实，但代表了主流文化对他们的刻板印象：
美国：包容性、研究和创新能力强大、创意
英国：玩政治的高手、严谨、规则（如：英国管家）
法国 ...

民主的作用是，不会让这些国家，变成或者重新变成法西斯国家。
而您特意突出的“纪律”，恰恰是法西斯组织最推崇最喜欢的特性之一。

全面推到重来代价太大，法国革命模式动荡百年，
孙中山反复革命动荡中国，推动军阀】割据的产生，造反成为常态，使中国更落后，更多理念、主义在中国得到试验，多使共产主义得以在不断动荡消弱中的中国成功

民主会产生法西斯，德国当年就这样
在动荡动乱时代，民众可能用民主方式推选出独裁者

你或许说的是很有道理。但我觉得法西斯主义跟纪律并没有什么相关性。

至于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根源，我摘自一段话，听听国外的社会学家是如何来评价的：
他们认为国民教育启蒙差别是法西斯主义的土壤

按照康德的定义：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康德视理性的批判为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传统和权威不可能得到自发的真诚尊重，而必须经过自由与公开的审视与检验，才能为人们所接受。
启蒙的座右铭就是：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相对于中世纪的信仰，启蒙运动引入理智或理性作为人类寻求真理的工具。

启蒙运动曾经出现了两大流派，英国和法国的启蒙运动。英国启蒙运动以洛克，休谟，牛顿和斯密为代表人物。法国则由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等哲学家持牛耳，更为重要的，英法启蒙运动的思想体系有着显著的区别，英国以社会美德与个人权利为核心价值，法国则高举理性和国家的大旗。
虽然都是人文主义，英国哲学家所讲的“人”是具体的人，活生生的人，具有平等权利的人；法国哲学家的“人”是抽象的理性的人，作为一个整体的人。德国走得更远，在那里，国家成为理想的和理性人的最高与完美代表。

所谓的路径依赖是制度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指制度的变革不可能脱离历史形成的初始状况。有学者指出，英国16世纪的宗教改革以及自那以后不断的改良性政治制度变革使得英国有可能通过温和与渐进的方式，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过度。而法国长期的君主专制拒绝改良的机会，迫使臣民发起激烈的暴力革命，打碎旧体制，在一片废墟之上从头建立新体制。

德国的现代化虽然也打着自由的旗号，其内涵却是康德的哲学伦理，“自由不仅仅是追求自我发展的自由，而且也是国民分享，协助国家的自由。整体的强大应是国家的更加强大，整体大于个体之和。义务比权利更重要，自由归根到底是国家的自由。”德国的官僚阶层同英国一样也注重法律和法治，但用意不像在英国那样，以此制衡国家机器，而是为了强化国家机器。

相对于法国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德国现代化的口号是“正义，义务，秩序”。德国启蒙运动的方向偏离法国“天赋人权”和英国的个人自由，以抽象的民族和国家作为理性的化身，形成独特的德意志民族主义，强调“整体高于局部”，“国家高于国民和社会”，“秩序高于多样性的自由”。

二战以后，德国深刻反省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向英美靠拢的倾向。如联邦法律必须遵守三个原则：1）个人尊严不受侵犯；2）个人发展的自由受到保护，3）个人在集体中有自决的自由，均带有明显的英国自由主义的烙印。

和具体的个人自由相对，抽象的国家自由不复存在。和具体的个人权利相对，抽象的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失去立足之地，只剩下具体的国家利益，而具体的国家利益不过是具体的公民利益之和。

纪律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罪恶的根源，民主也不是护身符，而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国民教育思维都具有具体的个人自由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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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伪圣洁 金币 +4 回复认真，鼓励！ 2014-11-6 22:30

引用:

原帖由 paradox_char 于 2014-11-6 10:25 发表
你或许说的是很有道理。但我觉得法西斯主义跟纪律并没有什么相关性。

至于法西斯主义的产生根源，我摘自一段话，听听国外的社会学家是如何来评价的：
他们认为国民教育启蒙差别是法西斯主义的土壤

按照康德的 ...

回复前要声明一下，我是把“纪律”当作法西斯组织的特性来表述的，并未说明它是法西斯主义的罪恶根源。但是，我认为，您的回复反而印证了“纪律”对于法西斯主义是多么的重要。

遵守规则本身没有错误，但是严格遵守什么规则却很重要，纳粹德国的党卫军，严格执行党的命令，不断创新和优化手段，高效屠杀犹太人，这种服从纪律的行为，您认为正确么？而屠杀犹太人正是纳粹德国的“国家利益”。这和您后面总结的“而具体的国家利益不过是具体的公民利益之和。”显然也有出入。

那什么是正确的规则？民主是不是“护身符”？我用生活中最常见的例子来说明。短程的公共交通工具上不能吃东西，这个规则，大家没意见吧？我有意见，我知道猪肉大葱的包子在密闭车厢内气味难闻，可就是想在车上吃，理由也有千千万万，怎么办？好办，雇个司机坐在自己的车上吃，不仅没人鄙视我，还没人管我。这个规则在制定的过程中，我吃包子的权利没有被剥夺，我想坐车的权利也没被侵害，但是，我想坐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吃东西的行为被禁止了，保证了其他乘客不用闻这种难闻的气味。而整个规则制定过程就是民主。

再来说一个专制政府如何解决类似问题。正好，本月的“APEC”提供了一个非常适用的例子，此次会议不仅是北京市，凡是与之相关的城市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行政干预。其中，北京市规定，社会车辆在会议期间将按照单双号出行，违反者除了正常的交通处罚外，还要额外的增加罚款，但是这个规定不仅侵害普通民众的经济利益，也侵害普通民众的政治权利。北京市的限行措施是一项通过论证公示审核等一系列法律程序之后，才颁布的法令法规，严格执行没有问题，但这个法规的限制行为是，社会车辆按照尾号轮换限行，并非单双号。而政府为了一个会议，不仅替换了原有法规的限制内容，还增加了处罚金额，且并未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就直接颁布实施了。
假设，这个时候有一名拥有个人自由概念的人，不愿意服从这个规则，他唯一的结果就是遭受处罚，如果继续反抗，很可能被送进拘留所，直到会议结束。可见，仅仅是拥有个人自由概念并不能解决类似的事情，更何况，我们现在的教育方向是“民族复兴”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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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伪圣洁 金币 +4 回复认真，鼓励！ 2014-11-7 2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