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军进入东北,曾给老一辈人留下很不好的印象。即使是在中苏友好的五十年代,这段历史也严重地影响着中苏的关系。过去出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照顾到两国人民的感情,这类事在出版物中长期讳言。在苏联不存在的今天,我们终于可以实事求是地公开谈论此事。
从苏军进入东北,相当一部分官兵就表现出严重的放纵行为。他们不仅对战败的日本人进行抢掠施暴,对于中国的老百姓,也经常骚扰。抢东西、强奸妇女两项,造成了东北许多群众的严重恐慌。当然,在一百多万进入东北的苏军中,这些犯罪者毕竟少数,但在各地造成的影响相当恶劣。
当了十四年亡国奴的东北人民见到的“解放者”们,却是这样一副形象:苏军的散兵游勇们白天就在街上乱窜,有的到处找酒喝,有的偷仓库的东西,成袋的在街上拍卖,晚上喝的醉醺醺,闯街钻巷找“玛达姆”,吓得老百姓关门闭户,都盼着他们早点走。
苏军领导当时也整顿过军纪,苏军卫戍司令部用卡车巡查,将这些醉汉和违纪者成车拉回去关禁闭。可在苏军进入东北头一两个月内军纪仍难以维持,特别是在东北各大城市,一到夜晚,就有一些零散的苏军士兵拦路抢劫行人和追逐妇女,有时还持枪闯入民宅。结果使中国女人晚间不敢上街,男人上街则不敢戴手表、穿皮大衣。许多喝得醉醺醺的苏军官兵又到处倒卧路旁,令人观之侧目。
对于苏军军纪败坏的报告,最早见之于八路军进入东北第一批部队给中共中央拍发的电报。一九四五年九月初第一批出关的八路军冀东部队进入沈阳,就遇到了苏军抢劫的事件,而且有不少中国老百姓前来诉苦。八路军驻沈阳部队一面致电中央报告苏军“衣衫褴褛,纪律甚坏”,一面向苏军政冶部提出交涉,要他们严肃纪律。苏军政治部的答复是,他们巳经采取了许多措施,对违纪者一天最多枪毙达二十多人。同时他们又解释说,士兵们对法西斯极为仇恨,到德国时就是这样干的。
苏军政治部门的答复当然使八路军很不满意,这种解释固然是事实,但是苏军领导对军中的恶劣分子不认真管束而放纵,其责任是不可推卸的。至于以对法西斯的仇恨来解释士兵的放纵,并把中国比作德国,这更引起八路军指战员的气愤,对战败国的无辜人民也不能采取狭隘的民族报复。
卢冬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红军时代就在红二军团任师长。抗日战争开始时,他又是着名的八路军三五八旅的旅长。不久他又同刘亚楼(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任空军司令员)等一起赴苏联学习,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只以几票之差未被选上中央委员。苏联出兵东北时,他又作为苏军少校回到了东北。回国后卢冬生很快同出关的八路军接上联系,并被中央委任为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可是就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夜晚,他因事乘马车外出,又没有穿苏军军装,结果路遇一个苏军士兵持枪拦车抢劫。卢冬生立即以熟练的俄语质问这个苏军士兵是那个部队的,苏联兵顿时慌了并逃到一边。可是当卢冬生乘车又上路时,这个坏家伙怕被告发,在后面开了枪。以后在中国国内出版的红军将领传中,对卢冬生的介绍写着:“一九四五年九月回国,任松江军区副司令员。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在哈尔滨殉职。”(注:王健英:《红军人物志》第三二九页,解放军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毛子的炮灰兵,除了垃圾还是垃圾。